会最终承认他们为做间谍，当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对中央，甚至是非礼yòu_nǚ。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党，然后他们就被杀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战士被逮捕，然后送往s21，其中包括红色高棉的一些最忠实的高级干部，如外务部副部长胡宁、信息部部长沃维。据战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总共有约2万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后进入这片建筑，他们大多是红色高棉自己的同志，仅有6人活着从里面走出来。波尔布特在1977年的一次讲话中声称，革命之前，柬埔寨存在着五大阶级：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于红色高棉跳过了一切过渡措施，新的柬埔寨只有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红色高棉把那些金边解放以前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称为“旧人”，而那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们则是“新人”，或称“4月17日人”，需要到值得信赖的“旧人”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金边成为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被送往集体农庄。红色高棉废除了货币，废除了私有制，废除了家庭，废除了婚姻。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所有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分配。柬埔寨人称之为“安卡”时代———波尔布特对自己的身份极为保密，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在集体农庄中，“新人”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以完成每日的工作量，食物配给则往往少于“旧人”———“安卡”的同志们则获得更多的配给，国家甚至专门为“安卡”的同志们沿着河边修建别墅以让他们更安心于每日繁重的工作。“‘新人’们毫无价值，失去他们我们毫无损失。”英萨利在他起草的一份文件中这样表示。无数的人因为生病而要求得到医疗和食物，这就是“资本家的反攻倒算”。 “安卡”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清洗不纯洁的“新人”。会说法语当然是死罪，识字的，即使是柬埔寨文字，也难逃后脑勺上一铁锹，戴眼镜的更应该彻底消灭。曾有西方留学经历者，最后只有15人幸存。除了劳动以外，所有的“新人”和“旧人”都必须参加长时间的政治学习，这被称为“生活会”。在这些生活会上，干部们鼓励“新人”忏悔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有些“新人”们这么做了，他们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声和鼓励。当天晚上，他们就消失了。为彻底切断对下一代的恶劣影响，“安卡”决定消灭“家庭”这一概念。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体农庄里，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里，而孩子们则以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为工作。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安卡”。于是，父母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到了1977年和1978年，红色高棉增加了对各个集体农庄的粮食征收额度。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而体力劳动则越发繁重———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新人”开始自制一些较为复杂的农具，“安卡”制止了这一资产阶级的腐蚀伎俩，那些想偷懒的“新人”则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则尝试着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虫，他们也被拖走，打死。悲伤的情绪是对党的路线的不满，要被消灭；高兴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也要被消灭……
波尔布特等领导人的“伟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一个人的伟大往往代表着他的家庭的出类拔萃。波尔布特的妻子乔藩娜莉是柬埔寨全国妇联的领导人，她的妹妹乔蒂迪则是社会运动部部长，乔蒂迪后来嫁给了英萨利，改名为英蒂迪。而这对姐妹同时也是乔森潘的表亲。英萨利的女儿担任柬埔寨最先进的一家医院的院长———她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波尔布特在不到4年的执政时间里，就组织领导了4次大肃反，其肃反机构也够厉害的，比如在革命军总参谋部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员统统被捕杀。其时宋成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只因他在前线指挥而一时幸免于难，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在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后宣布破获了越南、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民党4个特务系统。与历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对象可以使用“全称判断”，即清洗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譬如1978年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半年内处决了10万人。波尔布特还毫无感觉和知觉地说：“我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这真应验了雪莱的话：“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善于创造出庄严的名字来掩盖自己的无知。”“斗争”就是这样一个“庄严的名字”，只是这里不仅仅是无知，还有脱离实际的莽撞冒进；波尔布特大约压根儿就不认为他和他的组织把一个国家的1/4人口给干掉有什么不对不好不妥。从1975年4月至1979年1月，红色高棉执政时间只有3年多不满4年，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