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四清”。但没有小难，必有大难。“文革”一开始，各地都以“三家村”这种模式找靶子。会写文章，是党的领导干部，有一些独立的政治思想的人（指与当地的潮流不合拍），就是靶子。父亲在早期革命队伍中就算有文化的，又有教学经验，又是领导干部……正是这种模板。“文革”又是首先从教育界开始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最早被抛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当时称关押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九种人的非监狱的囚室），直到粉碎“四人帮”，历时十年，短短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这又是在他最能为人民做事的时期，你知道这对一个有志者是多么痛苦。由于只有少数人先被抛出来，那时的末日恐惧是可以想象的。父亲是校长，父亲的同事、原来的书记黄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自杀了。其实他们的错误就是要把教学搞好为国家，就是今天的科教兴国。今天能把科教兴国的口号喊响，一百多年来有多少人为它殉道。当时，我已到外地读书，没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遭遇，因为母亲来信绝不会描述。她只会说“要相信运动，跟党走，要划清界线，争取自己的前途……党的政策是历史问题看现实、出身问题看本人，你不要受什么影响。”而弟妹们年纪小，在父母身边，他们直接感受了各种屈辱与打击。弟妹们经常扒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看批斗父亲，吓得他们浑身发抖。父亲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头戴高帽，脸被涂黑，反捆双手，还一边被人拳打脚踢，有时还被踢倒在地……有时，几百个走资派被挂上黑牌，装在卡车上游街……我当时在外地读书，对家中的情况不了解，是同班同学从父亲学校出来串连的学生中了解到，又告诉我的。我在“大串连”中，收集了许多传单，寄给母亲。我记得传单上有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讲话，“干部要实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乱承认。事情总会搞清的。”母亲把周总理这段话，藏在饭里送给父亲，后来父亲说，这张条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没有自杀。其实父亲为什么没有自杀，母亲后来跟我们说过，他是为了我们七个孩子。他想他一死，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们背上这个政治包袱，一辈子如何生存，那时的血统论，株连儿女的严酷环境下，他即使忍受百般折磨，也不会自杀。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他们硬把我推下火车。我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父亲脱下他的旧反毛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又回到枪林弹雨的重庆。父母总以为枪林弹雨，没有政治影响可怕。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二十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今天是十分后悔的。我那时是个学生，是自由人，不用泥里水里跑，而父亲那时是被押着做苦工，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才真正需要。我那时只理解父母的温暖，没有理解他们的需要，太自私了。“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在河里挖沙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沙，修铁路时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社会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机会。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经济如此之困难，营养条件又差，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力，往牛棚送饭，抄检查……还要帮助父亲把检查刻上蜡板，多印几份，早一些解决问题。那时，社会上的油印机是为造反派服务的，不可能借用。母亲就用一块竹片削好，在蜡纸上刮，印出检查……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母亲几乎耳聋。我那时在外地院校受影响较小，“文革”后期毕业分配时，整个中国已经有上千万干部被打倒，我就显得不孤立了。父亲没有做结论，因此，也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后来我入伍参军，也是如此理由，让我过了关，所以我比弟妹们幸运。不过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一直没能通过
状态提示：第十九章 附录 1
第4页完，继续看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