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卫老师已经又有了一个夫人，是八十年代后期，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她是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比卫老师小十多岁，一直独身。她像一个少女一样爱上了卫老师，在大伙怂恿下，终于成就了这一次黄昏恋。据说婚后两人一直恩爱有加，将积蓄一生的情感都恣肆汪洋地挥霍出来，又浓烈又铺张，让一些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白活了。
电话打过去，一听是“青马”几个，卫老师立时激动起来。
何其业说，来看望您，同时还有一个节目，给您做八十大寿。
卫老师在电话里吃惊地问，我这就八十了吗？我有那么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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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小咏临时接到客户的电话，要紧事，急匆匆赶往北京去了。其余的坐了毛子的车，来到卫老师家。
刚到大门口，就看见卫老师俩口子已经站在那儿等候了，远远看去，像两团火。卫老师和老伴各穿了一件大红缎面金祥云纹的唐装，卫老师下身是一条深色西裤，笔挺笔挺的，老伴是一条同面料的长裙，飘飘逸逸的。更让人震撼的是，两人都是一头银发，宛如火中雪山，有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于是大家拼命夸奖这一对老人的形象设计。
卫老师得意地说，情侣装，专门到店里量身定做的。
大家凑份子给卫老师买了一套音响和十几张古典音乐cd，用大红纸扎着抬了进去，像抬一个火红的花轿和一应陪嫁物。
卫老师说，你们真害人哪，我一直以为自己才六十多岁呢。
卫老师的夫人姓赵，大家就叫她赵姨。两位美籍华人是第一次见，卫老师就将他俩一一介绍给自己的夫人。
赵姨说，坐吧坐吧，都站着，看着眼花。
赵姨风度翩翩，神态很年轻。
到底是有了主妇，家里便有了样子。客厅里已是焕然一新，沙发，茶几，矮柜，电视柜，深色原木的，典雅大方。墙上有几幅字画，都是思想文化界几位掷地有声的老人的。
坐下之前，大家嚷嚷要参观一下居室全貌。
卧室已经是那种典型的夫妻房，原来的一套书房陈设搬到那间“旧居陈列室”了。只是那听茶叶，依然放在床头柜上。“旧居陈列室”的那些破烂家杂没有了，成了书房，有两张书桌，其中一张书桌上还有一台电脑。几年前，卫老师有些文章发不了，达摩就给他贴到网上，有一些发在纸媒上的，网上也常有转载，还有各样的评论，加上海内外一些人要给卫老师发电子邮件，传送文稿，这样，卫老师两口子，两个白发老者，就被上网络了。卫老师自诩是中国最老的网虫，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百足”，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没怎么用。卫老师说，先抢注再说，这么个好名字，别给人家弄跑了。
大家一边说热闹话，何其业就利利索索地将音响装配好了，放的第一张碟，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
播放之前，何其业说，卫老师，还记不记得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有些诧异，不知何其业为何兀然问起这个问题，笑笑说，记得呀，苏联大作曲家，想试探我是不是老糊涂了？
何其业说，还记不记得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记得呀，五四年我去苏联，还听过他们的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奏。
何其业又问，还记不记得，有一年，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笑笑说，当年说过多少话？不记得了。
何其业说，那一次，我们几个在您那儿谈到样板戏，您说，样板戏中，《红色娘子军》从技术上说，是最精致的，学了很多西方的特别是俄国音乐的东西，很多地方可以听到《天鹅湖》的格局。您还拿了其中小天鹅一段和女战士一段做了比较。
何其业说到这里，达摩也记起来了。那时候，达摩基本上是一个音盲，对于交响乐一类，更是个大白丁，所以卫老师当时说的，他就如听天书了。他们几个当中，何其业对音乐最内行。
卫老师不知何其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笑而不语。
何其业说，您说，可惜，只学了一点皮相，漂亮的旋律，漂亮的配器，漂亮的演奏，但里面没有灵魂，没有作家的痛苦和欢乐，没有挣扎和思考，空d得很。
说到这里，卫老师激动起来，喃喃说，我当时说过这些？真不简单。
达摩和毛子几个赶忙出来作证。达摩记起来，当时卫老师说，不论在沙皇的俄国，还是在斯大林的苏联，那一块土地上永远都有一批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不顾坐牢杀头而坚守最后一道底线的作家艺术家，那就是人的高贵与尊严。便是普希金这样的沙俄贵族，也敢写出《致恰阿达耶夫》、《纪念碑》这样直指专制沙皇的诗篇来。像肖斯塔科维奇，外面是希特勒的战争，里面是斯大林的高压，他依然写出了像《第七交响乐》这样真诚不朽的作品。卫老师说，在他最绝望最怯弱的时候，他常常以俄苏的那些作家艺术家自励，他们是自己在黑暗中的一道光。
何其业说，那一次您说，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听到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当年在苏联，就听一些朋友说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