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68年生，沈阳人，两个月前搬到艺术村，自由职业者）：
〃88年，我从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业会计专业毕业。来京前，我在《东北经济报》当了一年记者，89年11月《东北经济报》停刊，报社给了我们每人2000元遣散费。以后我就来到了北京，来北京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女朋友。我的女朋友现在北京读大学，她是从内蒙考来的。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小时候我曾在内蒙待过8年，那时候我就梦想过，长大我要与蒙古姑娘结婚，89年我去了一趟内蒙，很偶然地我和她遇见了，而且都回忆起小时候曾见过面……我是因为爱情到北京的。
〃报社给的遣散费早就花光了，91年我与一帮人一道为台湾节目主持人凌峰写脚本，他给我们租房子，发工资，视脚本的好坏发奖金，后来因为有磨擦，我退了出来。然后，又在刘绍棠办的文学协会搞的文学讲习班给人讲过课，与人一起办过公司。92年4月，我搬到艺术村，想玩玩，交点画家朋友（对画家我一直很偏爱），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自由民嘛！另外也想搞出点好诗来，我觉得中国当代诗太刻意了。最近，我一直在北大干活，帮人抄稿，千字一块五，无所谓，生活嘛，村里还有位云南来的写的，在搞校对，千字三块。桥那边还有一帮搞摇滚的，晚间新闻乐队，以前都是海淀的混混，富得很，大把大把花钱，自从迷上摇滚后，变得很安分，但也穷了，连把吉它也买不起，他们那把吉它残破不堪，后来我将我那把红宝石给他们玩……
〃流浪这种现象，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20年代就有，那时北大红楼不就住过沈从文、胡也频这些人吗？（毛泽东也来北大打过工呢！）北大一哥们想以圆明园现象为题写毕业论文，题目报上去，指导老师把它毙了，说20年代那些人是一代大师，今天这帮人不过是盲流不可同日而语。毛利的《流放者归来》里，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那里房租便宜，有3个地下酒吧间（当时美国禁酒），一帮搞艺术的就在那里居住，如海明威、菲斯吉拉德、刘易斯还有毛利本人等等，后来许多人成为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我常跟一些哥们儿说圆明园是中国的格林威治村。我不同意流浪画家的叫法，流浪这个词太轻松太浪漫，有些诗人从来没有流浪过，整天坐在家里无病呻吟，他们幻想的浪漫就是去流浪。而我们的流浪则是一种流落，是被迫走到这一步的。很多来过这里的人，包括村民，觉得画家们很自在，每天不用上班，还能睡睡懒觉什么的，其实，这只是外表，精神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世界上最大的，他们是精神上的流放者。我特别尊敬他们。我觉得生活方式对艺术观的影响非常大，那些被国家养起来搞艺术的人，是不会背叛正统观念的，因为背叛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我还有一点感想，觉得北京真不错，能容忍我们这样一帮人存在，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我们都可能会被赶出去。〃不喜欢他们但羡慕他们
〃鸳鸯飞来成呀成双对，
相爱的人儿呀配呀配成双。
劳动人看那劳动人好，
你才是妹妹心上的人。〃
西苑娄斗桥一间小屋里，录音机正在放着《河套情歌》。〃我特别爱听民歌，民歌中又最偏爱西北的，《河套情歌》我几乎天天要听一遍……〃小屋的主人牧羊（假名）这样说道。
牧羊是安徽一所师范学院的讲师，讲完课后来京的。擅长剪纸及中国彩墨画，多年来一直酷爱中国乡土艺术。85年曾在南京举办《版画双人展》，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首届剪纸大奖赛》中获一等奖，91年在日本东京世田谷美术馆举办剪纸个展。
〃来北京，对我来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我总得离开老家才行，婚姻的家庭的种种烦心事都着我不得不离开。有时我也真觉得对不住儿子，他才6岁，他妈妈也忙得顾不上他，我又管不了……〃
他是一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他的离婚是因为老婆坚决要离。后来他又与一个大学生好上，3年来他们一直相爱，但毕业以后，那姑娘也突然离他而去，另嫁他人。女人的任性女人的多变令他痛苦烦恼。他的单人床床头上，贴有他用宋体书写的座右铭：〃宽厚的 经验的 稳重的〃
他有几个朋友都住在福缘门村，而他却住在与福缘门隔着一条马路的娄斗桥，〃娄斗桥正对着北大西门，去北大食堂很方便。福缘门那边乱哄哄的，我不想跟那帮人搅到一块，你看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头发留得长长的，整天喝酒搞女人，没有饭钱就到别的画家那儿吃大户，连糊口都成问题的人还谈什么艺术？我觉得老百姓哪怕一个卖菜的、一个捡垃圾的都比他们可爱，而且老百姓的痛苦要比他们深重得多……不过有时我也很羡慕他们，放得开，什么也不管不顾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得很轻松，那些来村子里的女大学生们还特别崇拜他们，为他们做饭陪他们睡觉，甚至拿自己的钱来养活他们。当然村里也有一些很不错的画家，能吃苦，肯用功，象老弓、小田这些人我都很喜欢。我的一个学生也在村里租了间房住下，就住在魏林的隔壁，那个地方有个猪圈，味道很大，苍蝇蚊子很多，我去看他时，他的屋里、灯绳上、头上爬满了苍蝇。黑灯瞎火的，他还趴在地上烧灶煮饭吃，我看了心里真是难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