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大约一年之后，我和徐大牧断了联系。我用msn给他留了好多条信息，都不见回复。听金慧兰说大牧处了个女朋友，两人一起去了美国。如此说来，当真是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了，我也就没再向金慧兰仔细打听此事的原委。2015年，我在家中整理抽屉时，无意中发现那部曾经在日本使用过的手机，好在充电器和电压转换器都在，就充电打开了它。
手机里还残留着当年的部分照片和短信。
“昨天可能说得过分些，不要太过在意，不管原因如何，结果还是把气氛搞僵了，所以还是多站在对方立场上来考虑，矛盾才易于解决。人无完人，对于细小的事情你也不要太过在意了。”
“这倒是，生活在一起嘛，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之处还需多加用心，这和两人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嗯，这样最好不过了。”
这是我在生活习惯上与大牧发生争执后，两人之间的一段短信对白。当年在狭山生活的情景立刻萦绕在脑海。
我继续翻看着与大牧的短信，接下来的一封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他在2007年回国探亲期间发给我的邮件，内容大致是对我的寒暄问候，末了还附上他家的座机号码和哥哥的手机号码，以便我随时与他取得联络。
没想到手机里还封存着这样一封邮件，我连忙记下里面的电话号码，当即打了过去。电话响了几声便接通了，一个年迈男人的声音传来，接电话的是大牧的老父亲。我三言两语表明来意，老人的警惕性很高，吱吱呜呜地与我打起了马虎眼。我见状便客客气气地告知了我的身份、和大牧的关系以及打电话找他的前后原委。老爷子听后似乎觉得我的话还算靠谱，这才放下戒心，他说大牧现在在北京，随即把他的手机号码给了我。金慧兰不是说他去了美国，这会儿怎么又在北京，抱着种种疑问我拨通了徐大牧的手机号码。
电波那端传来徐大牧熟悉的低沉声，对于这突然的来访，他倒没有我预想的那样惊喜，我们彼此打听着对方的近况，不过可以感觉到大牧的话语间流露着无比的喜悦。
在我离开日本之后，大牧一直生活在狭山，他每年仍以在本间那里就职的身份向入管局申请就职签证。期间入管局为确认事情真伪，曾对大牧的就职情况展开调查，由于得到本间的证明，调查结果自然未出现任何问题。但大牧每月的实际收入仍来自于邮局的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省吃俭用，终于把那二百万円的欠款赚了出来，并如数还给朋友，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
2010年，大牧在日本的生活已满十年，他向日本法务省提出了归化日本国籍的申请，结果申请被拒绝。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大牧办理就职签证时所提供的就职证明是出自本间的公司，而实际月薪却来自邮局，这样一来，就职情况和收入情况极为不符，这一点遭到了法务省管理归化事务部的质疑。
直到八月，大牧迎来了工作上的转机。
当时本间的表弟正打算辞去一家旅游公司的工作，原因是他的日语能力实在难以应付导游这项工作，最终，他选择了知难而退。本间获悉此事后，便叮嘱表弟向公司负责人推荐大牧，有日语好的新人来及时弥补空缺，公司一方自然乐意。于是大牧辞去邮局的工作，转而进了旅游公司，从以前的邮递员变身成为导游员。工作的转变解决了大牧两个现实问题，其一，导游的工种符合就职签证的申请条件，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本职工作的名义向入管局申请就职签证，也免去了本间公司一直以来的扶助。其二，切实解决了之前就职情况和收入情况不一致的棘手问题，符合了法务省关于外国人申请日本国籍的条件。
大牧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工作中，每天驾着商务面包车，往返于机场、宾馆、旅游区和公司之间，忙得不亦乐乎。由于公司在成田机场附近，住宿条件不是很好，为了能随时回家睡个好觉或是洗个热水澡，他用四十多万円入手了一辆二手铃木车。
2011年2月，徐大牧向入管局递交了新一年的就职签证申请材料。本打算在就职签证下来之后申请归化，可一个月后仍没收到有关申请结果的信函。
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大海啸，震源深达海下十公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极为惨重，其中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件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度恐惶。
3月25日星期五，距离大牧签证到期还有两天，东京都入国管理局大厅里依旧挤满了前来办理一时归国和再入国许可的外国人，此时的日本已成危难之地，在大灾难面前他们困兽犹斗，所能做的恐怕只有尽快回国避难了。
大牧高大的身材在人群中很是明显，他挤过人群，踱步到窗口，用流利的日语对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明自己的来意，并询问可否通过快速通道来办理此事。对方闻言后这才把大牧带到另一个闲置的窗口。
窗口的女员工开始查找大牧的申请材料，所得信息显示在十天前，曾有一封挂号信被送至申请人住所，因家中无人接受，此信件被折返。在六天前该信件再次被送达至申请人住所，因仍无人接收，二次被折返。三月中下旬，也就是震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大牧因忙于公司事务，期间只回过两次家，在楼道的信箱里并未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