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和魏多多的父亲在医院里检查出是心脏病晚期，那个时候刚开是九零左右，中国的农村的现状还是不是很好，也不像今日的国人这般幸福，今天的国人，无论是多偏远的小村庄，农民都有了保险意识，村干部几乎每次开会都有讲到保险，到了2013年开始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人都缴了医疗保险，人们生了病，但凡是住院的，如果是在乡镇卫生院几乎是可以报到百分九十五的，如果是本县城的医院差不多也可报销个百分之七十左右。生病后就不用那么孤立无援了。那个时候的乡下人还没有听过保险这回事，所以有病了就只得自己花钱医治，没钱就是只有等死，魏多多的父亲也就是属于这一类人。
那个时候的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劳动能力，只有靠在集市上帮人补鞋子补贴家用和买点吊命的药物，那三四年，他们家的日子过的是相当困难的。本来正常家庭那几年所收获粮食都是吃不完了，但是他们家却只能吃土豆，为什么呢？种出来的粮食一到收成期，就全部要慢慢卖掉给魏多多的父亲买药，魏多多至今都记得姐姐当初的吃过的苦头，他们家离镇上本来就要走三个小时的脚程，但是谷子在他们自己的场镇卖的话一斤可能要少卖一毛钱或是五分钱，但是如果去较远的一个大一点的场镇上卖给给酒厂，每斤就会多卖五分或是一毛钱，这也要视情况而定，反正一定给的比卖给自己镇上的粮站的要贵一点。那个时候的魏莲儿也就十六七岁，她每次去卖谷子都只能背个三十来斤，最多不超过四十斤，一是因为年纪小背不动，二是因为路途太远，大男人去那远的地方，背三十四斤的东西都是很吃力的，何况是小女孩呢？每次去南江镇卖粮，魏莲儿都会在凌晨四点半起床带上手电筒出发，先是走半个小时的下坡路后过河，再是走半个小时上坡上山，再走十多分钟的平路，再花四十分钟走下坡，又过河，再走五十分钟的上坡到山顶，再走二十分钟较平的山路，再下坡走五十分钟过河，再走二十分钟的上坡，然后再绕半小时的山路，这才能到能卖到好价钱的镇上，那个时候走的几乎都是山路，再加上路上还要稍作休息，所以到能卖到好价钱的目的地差不多就是十点了，三十谷子能卖多少钱，有时候是五毛一斤，最多也就是七角一斤，一般情况下都六毛一斤，想想，也就只能卖十八块钱左右。卖完谷子又马不停蹄地往家赶，肚子饿只能啃两口家里带的馍，就这样回到家差不多就是下午四点了。那个时候的魏莲儿脚上的血泡几乎是没有好过，她早就因为家境的贫困缀学了，背上都被背篓磨出了死茧，可那又怎样呢，母亲要在家里忙农活，基本上是不可能去的，而家里唯一的收入基本也就只能靠卖粮了，南江场镇是三六九逢集，每个集市的时间都有魏莲儿那稚嫩的身躯在山上山下的奔走，然而十八块钱根本就只够多多和莲儿的父亲两天的药费（最基本最便宜最简单的吊命药），还有一天多多和莲儿的父亲是没有药可维持的，就这样他们家那三亩田每年三千斤稻谷的产能都是让莲儿给背到了酒厂的。他们自己都只能吃粗粮，本来就没什么营养，魏多多瘦得像只皮包骨的猴子，又矮又瘦，当然莲儿也好不到多哪儿去。但是他们的父亲恰恰相反，他总是水肿，浑身水肿，肿得透明发亮，皮脂发油，只能靠一块钱一瓶的素尿片来让自己的痛苦减少一些，因为多解小便就会减少身体的水份，水肿自然也就要消一些，但这总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
尽管如此，魏多多的父亲病情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在那样的医疗条件和水平下，他是病情只能是恶化。甚今魏多多都记得当初的情形，那一天魏多多的父亲一下子就喘不上气来，好像就要要断气一般，单口单口的喘着，喘着，不能躺也不能坐，母亲只能在邻居家借了一条躺椅放在床上（放地上如果给多多的父亲盖上被的话，被子大部分都会盖在地上，家里是坑坑洼洼的泥地），让魏多多的父亲半躺半卧在椅子上，她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吃力地喘着气，那天夜一家四口都没有入睡，三个女人都守着这个男人一整夜，那个夜是多多有生以来最黑的夜，山里夜本来就静，也相当黑，万壑寂静，好像当时的世界就只有她们四个人，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天相当的黑，多多很怕，很怕。她觉得她的整个天都塌了下来。后来多多的父亲并没有在那天晚上死掉，他又顽强地挺了过来。
那个时候的家是相当穷的，家里人三年之内没有谁卖过新衣服，大人到是没有什么，缝补一下也就过了，可是多多和莲儿都是在长个子的阶段，她们穿的裤子除补丁以外都几乎都成了七分裤，衣服也是除了补满了补丁以外几乎也都成了露脐装。记得那个时候农村的野生药材还是比较多的，必竟是大山嘛！什么华药呀、龙胆草呀、土茯苓、夏枯草、麦冬、黄杞，黄精，丹参，七叶一枝花，杜仲，黄柏，这些个药材都是他们的一部分收入，特别是夏枯草，漫山遍野都是，那年，莲儿和母亲一起扯了一个夏天的夏枯草，除了给多多父亲买药的钱之外，还剩下三十多块钱，母亲让莲儿自己去集市上买了件黄色的拉链服，一条绿色的裤子，因为姑娘大了，知道羞了。这是三年里莲儿唯一买过的一套衣服，衣服买回来的那天，多多既是羡慕也妒忌，她多想也有新衣服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