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商毅来说,信不信教都无所谓,就是真的接受了洗礼,也并不表示他就会把天主教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其实大多数信奉了天主教、并接受了洗礼的明朝官员基本都抱以着这种想法。
商毅的目地只是拉陇这伙洋和尚,毕竟在目前的中国,只有他们掌握着欧州较为先进的科技知识,这正是商毅所需要的。同时也是中西方进行沟通的最佳途径,中国想要改变另一时空里近代的悲惨苦难,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加强和西方的交流,并吸取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否则就算自己能够改变满清入主中国的结局,但按明朝这样的路子发展下去,两百年后中国的结局未必能好到那里去。从本质来说,明朝和清朝没有太大的区别,就算有些地方会好一点,不过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己。商毅不相信,在没有外力的干涉下,中国能够自行发展到近代、现代社会。
当然在目前来说,商毅还用不上这一点,并不妨碍他预先作一些准备。永远都不要等到要吃果子的时候,才开始想起来栽树,这个道理商毅还是明白的。
不过上赶的不是买卖,既然是洋和尚上有求于自己,自然也要繃着一点,现在不答应,但又不让洋和尚们完全失去希望,等到条件合适的时候在出手,尽可能卖一个好价钱。
同时商毅也并不担心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下去之后,在未来会发展到影响朝廷决策的庞大势力。因为且不说在另一时空里,在西方列强的巨舰重炮开路下,天主教都没能统治得了中国人的思想,更何况这时的天主教本身以经在欧州以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且中国本身还有佛教和道教这两大宗教存在,在这种宗教市场几乎以经饱和的状态下,天主教想在中国站稳脚跟,没有几百年的时间根本就做不到。更匆论是介入政治领域了。而等到几百年之后,世界都以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一个沒落了的天主教,还能翻得起多大的lang花来。
但对汤若望的问题,商毅也不能不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道：“神父了解我国的情况吧,应该知道我国有不少住在家里的佛教信徒。”
汤若望怔了一怔,但马上明白过来。道：“将军是说的居士吗？”
由于受利玛窦神父“合儒超儒”传教策略的影响,汤若望和同伴刚到中国时,不仅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lún_lǐ,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甚至会入乡随俗,脱下教袍,换上僧服,住进中式房屋,以增加中国人的认同感,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
研究中国文化,自然不可避免的接触到佛教,这几乎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大潜在对手。汤若望当然知道,想要成为佛教徒,同样要经历过一番类似洗礼的仪式。但按佛教的理论,只要是心里有佛,无论是否在庙宇中生活,无论是否接受过洗礼仪式,似乎都能够成佛,既得到佛教的认可。因此在中国有一种教名叫居士的人,大多都是官员,文人、士大夫,他们平时的生活与正常无异,可以不受任何佛教律条的约束,但依然可以被视为佛教徒,另一种形式的佛教徒。
尽管为了多发展信徒,天主教会放宽了许多限制,只要是接受了洗礼,就允许教民信奉其他宗教,可以在教堂里举行祭天、祭祖、甚致拜孔子的仪式。但汤若望还是不能理解佛教中的这一规定,接受洗礼,是天主教徒的最基本条件,如果连洗礼都不接受,还能称得什么信仰吗？要这样的教徒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也百思不解。
但听商毅这么一说,汤若望立刻醒悟了过来,不得不承认,佛教的这一手确实十分高明。任何一种宗教,对信教的人都有一些教规限制,尽管天主教对这些教规的执行十分宽松,基本是睁一眼闭一眼,但和佛教的这种制度比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对于居士而言,只用在家里念几句经就够了,同时依然可以享受世俗的一切生活,还不违返教义,猫照吃鱼、狗照吃肉,奥特曼照打小怪兽,而且死后照样能升入天国——成佛。
说白了就是让你先免费注册,然后再慢慢发展vip会员。这样的好事自然谁都愿意干了。尽管他们的信仰并不算坚定,但至少在无形中为佛教又增加了一大批信徒,形成了庞大的信徒基数。而有了这个基数,自然可以再从其中发展信仰坚定而纯洁的信徒了。同时也使佛教在中国久盛难衰,尽管中国出过几位禁止佛教的皇帝,但依然无完全禁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想到这里,汤若望也有些兴奋,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在中国传教的新路。但转念一想,不禁又有些泄气了。且不说神圣罗马帝国的教皇是否会同意这个建议,就是天主教会中国传教区的现任会长龙华民神父,恐怕也是不会同意的。
和前任利玛窦相比,现任的天主教会中国传教区会长龙华民神父的宗教情绪更为狂热,而且传教思想也更为激进,他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才导致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因此在利玛窦去世之后,龙华民开始改变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信仰其他宗教,在教堂从事与天主教无关的活动。
可惜中国不是美州大陆,也不是马尼拉,更不是另一时空的晚淸时代,天主教这样的做法,只能激起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结果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酿成“南京教案”,使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一度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同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潅三次上疏参劾耶稣会士图谋不轨,未得